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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昌平的这间房子出发去单位，需要坐公交车、坐地铁、走路，偶尔还要骑个单车。我俩每天六点一刻出门，去赶那个定点的巴士。身上这件黑色长款羽绒服已经穿了三四年，毛毛领子不再贴合，垂在眼前有些痒。冬天的清晨，天黑黢黢的，清冷的风直呼在脸上，但可能因为老公在身后，总不觉得那么寒冷。

　　住在公婆家已经有三个多月了，这是一个完美的房子，双南向的眼镜户型，客厅大得能打羽毛球B体育网址，明厨明卫，三室两厅B体育平台，中国风装潢，厨房、卫生间以外的房间都铺了实木地板，拖鞋走上去擦擦地响。自采暖，秋末春初住起来非常舒服，只是周边都是绿地，夏天的蚊子有些猖獗。

　　算起来，我在这里也住了很有一些日子。辞职去读研的时候，从顺义搬到城里来，宿舍以外没处安顿，疫情期间居家听课，毕业后等待入职，还有无数个节日、双休日……

　　婆婆早就习惯了我懒惰，家里的事参与得不多，偶尔兴致上来做一桌子菜，多数时候就看书、看剧、看电影，好像屏幕就是我的命。

　　其实寄居在公婆的房子也是下下策。这里不通地铁，甚至共享单车也要停在50米以外的路口，旁边没有24小时开门的便利店，连锁小吃或者麦当劳，只有一玉米地。夜晚从阳台望过去，远处是居民区透出的星星点点灯光，近处是浓重的蓝，圆滚滚的边沿，像海浪一样，拍打着天际。

　　晚饭通常跟公婆一起吃。他们是河南人，说话快，一个人没说完另一个又抢上去，我不全听得明白，有时只是跟着偷笑点头。抓住一个听懂的话头，就反问一句，听俩人争着解释。我总是吃得最快，呼噜呼噜就吃完了，跑到阳台剔牙去，一会儿听饭厅那边没了动静，再回来抢着刷碗。

　　公公有时会不用我刷，尤其炒的菜明显糊弄，他就像心虚一样，说一句“你去歇着吧”。婆婆早就离开了，她还有“晚课”要听，卖保健品的群，每天要听课打卡，才能领红包。一会儿公公也回他的屋去，轻掩上门，我夹在中间的客厅，物理上的中间，打开投屏看我的电视剧。

　　茶几上堆着过年时剩的干果，遥控器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，这样那样的东西放在电视柜上，给屏幕制造不同形状的缺口。我没有门可以关，只敢看一些喜剧。有时我会把灯都关上看文艺电影，婆婆从屋里走出来，看看我再看看屏幕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　　婆婆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女人，前半辈子都是一个人在为家庭受苦。公公年轻时入伍当兵，她在老家伺候公婆，种地做饭。后来公公复员留在北京，托关系把一家人都弄过来，老公跟着两个姐姐，辗转三河、望京，最后定居在昌平。公公投身建筑行业，天南地北地跑，婆婆独自把三个孩子养大。

　　在播放的是一部的纪录片，里面的母亲总是戴着橡胶手套，登上踩下地做活。记忆里这个年纪的妈妈们都留短发，《四个春天》里也是。我总是觉得婆婆和导演的妈妈长得很像，眼睛、鼻子、嘴都大大的，常年穿着红色的毛衣，上半身显得浑圆，腿又很细，年纪不算大，后背已经有些向前佝偻了。

　　两个姐姐都成了家，公公退休后跟婆婆各占一间朝南的卧室，给我们留了一间朝北的小屋。一米五的小床，大衣柜，电脑桌，都是结婚时公婆给置办的，统一的木头质地，统一的土，外表一层油亮亮的清漆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是家，只是不是我的。

　　九点一过，我就洗漱收拾急着钻进被窝里，第二天要早起，晚上的娱乐时间也被压缩了。这天老公回来得尤其晚，我躺着刷视频，心里有点烦躁。一会儿门外出现婆婆的声音，“还没回来呢，又喝酒了哦？”“没有妈，他马上回来了。”我大声喊，顺便熄了床边的台灯。

　　我本科是机械专业，毕业后入职了顺义的一家汽车工厂，负责设备的维护工作。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卷，一切选择都似乎来得及。我们专业本来女生就少，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更是艰难，所以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个。

　　工厂业绩不错，当然当时的我只当是正常。车间设备没日没夜地轰鸣是正常，工人师傅早八到晚八，晚八到早八地无缝倒班是正常，加班费两倍、三倍，季度奖、年终奖、开门红时常填满工资卡也是正常。销量只会更高，经济只会更好，社会只会进步，这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曾质疑过的。

　　当时会非常自豪地发自己工厂的广告，出新车型了，发新福利了，甚至工厂生日那天，都会发个朋友圈庆祝。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上升路径在哪里，也自然地觉得，自己会过上好的生活，类似那种电视上演的，中产的生活。

　　家里会有全自动饮水机，洁白的瓷砖，皮质大沙发，餐厅的吊灯垂下来，给桌子打上暖橘色的光晕。客厅的顶灯一定是奇形怪状的，线条利落，充满现代感。衣柜、储物柜、书柜设计简洁，但一尘不染。冰箱里永远有瓶装水、饮料、果味啤酒，咖啡机摆在吧台上，每天在晨光中咕嘟咕嘟地启动。

　　后来，我确实拥有了这样一个房子。是父母卖掉了密云老家的小屋凑成的首付款，那是他们曾经建立起的生活。那个陪伴了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小屋，现在又以全新的方式融入我的生命里。

　　装修的时候老公恰好待业，由于炒股赚了些钱，他辞了研究院的工作，准备投入热钱滚滚的金融业。穿西装、系领带，做个快乐的投资皮条客。他用过去的技能画出简单的三视图，我摸鱼的时候列出采买清单。我们走过建材城的每一家店铺，像每个装修的人那样，用无数的选择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家。

　　硬装完成的那天，老公找到了远在海淀的新工作，我自己去房子里“开荒”。装修师傅们都走了，楼道里还有甲醛的味道，每个屋子都像龙卷风过境，杂乱摆放着泡沫盒子、纸板子、废油漆桶，锯成一半用来装烟蒂的矿泉水瓶，巨大的塑料袋、电线……我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从哪里开始清理，只记得干劲儿很足，完成后还发了朋友圈留念。

　　四个伴娘东倒西歪在沙发上玩手机，结婚纪念日碰在一起的香槟杯，生日吹灭的蜡烛，周末清晨独自抱着玩具熊看《都市》……自那之后，不断有新的场景，新的生活片段塞进朋友圈，在这个房子。快乐的、孤独的、值得或不值得纪念的，带着那个时代固有的气息，装裱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。

　　老公投身金融业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股灾，上半年还信心满满，“4000点只是牛市的开端”，下半年就崩溃式下跌，我俩的钱都花在了房子上，所以没有受太大的影响。只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已经明显开始浮躁，互联网在+万物，平台经济、O2O，一些不明所以的字眼不断出现，即便是在远郊顺义，也能明显感觉到改变在发生。

　　2018年初，在我盘算着离开工厂，离职考研的那一年，我读胡泳老师的论文《翻页时代》，他引用了张泉灵的辞职日记，她说，“世界正在翻页，而如果我不够好奇和好学，我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，似乎看见的还是那样的天和地，那些字。而真的世界和你无关。”

　　这是一个精巧的比喻，但彼时的我并不是一个知道去“破壁”的蚂蚁，我只是由于工作倦怠，想要回学校念书。这个理由我说给过很多人听，但很少的人能够相信。所以在2018年9月，我正式离开工厂，全职备考的阶段，我几乎瞒下了所有人。我就每天窝在家里，学习、颓唐、学习，周而复始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的工厂开始变得萧条。我还记得2016年底登上工厂内部公众号头条的那张照片，照片是当年下线万辆，黑色轿车，在拖车上倾斜着，准备发往不知道哪个4S店。那是我们厂最后的高光时刻，之后的每一年都是下坡路，再没有那么多的订单，办公室开始限制彩色打印纸张的数量，加班时长开始减少，从没休过的高温假突然现身，车间上方虽然还悬挂着“大干一百天，冲刺四季度”的标语，但机器诚实地，一天安静过一天。

　　而我，意外地成了一个“有远见的人”，一个在所有人感到危机前就弃船而逃的人，尤其当第二年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。

　　学习的过程有多少艰难困苦，都能在成功的那一刹那一笔勾销。我忘记了那一刻的狂喜，只记得之后的几个月里，都快乐的，迷醉着，就像在甜美的春日里飘浮在半空。

　　我不再瞒着家人，虽然她们得知我即将脱产读研的消息，眼神里始终有一丝疑惑，但本着我们老中人对知名高等学府的敬畏，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。我开始报复性地赖在家里，刷剧、看书，偶尔和朋友出门旅行，后来还把头发染成了粉色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的闲暇变成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，即便在那个快要奔三的年纪。

　　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积蓄已经见了底，没有理由继续赖在顺义的房子，为了填补每个月的亏空，我们只得收拾家当，把它挂到出租平台上去。

　　不想请搬家公司，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“目的地”。我和老公一点一点，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收拾。厨房的餐具、小家电，几乎九成新，送给需要的亲戚朋友，同事们拿走了藤椅和形状奇特的立式衣架。可爱的玩偶分别放在父母家我们的房间，各类摆件装在箱子里，带回了密云老家的储物室。一同运过去的还有半人多高的结婚照，背着墙立着，照片里我俩站在满是塑料花朵的拱门下面，笑容灿烂。

　　我们的个人物品开始变得越来越少，那些不那么实用，仅具有符号意义，标志着“我是谁”的小玩意，在屡次的搬家中折损。而新的物品也会来，电影节、话剧的票根，校友卡，六周年结婚纪念日拍的照片，在物品的生长、繁衍、淘汰中，我逐渐变成新的人。研究生转去读文科，和工科不同，文科有很少的公式、算法，但同学们似乎都“know-how”，我在不自觉中被拒之门外，被一些长得可怕的书单，书单生长出来的智识，拒之门外。但无所谓，我想，我有一生可以读书。

　　毕业之后，我选择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。说是选择，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那时失业大潮血洗毕业生，我顶着工转文、已婚未育的标签，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已经十分艰难。疫情政策时松时紧，时间以跳动不羁的方式流动，我总感到大块大块的空白，斑秃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

　　我开始变得世故，犬儒，像过了好大一辈子后穿越回来的人，带着一双看透了人生的眼睛。谁说些什么都想去解构，对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缺乏耐心，没法和过于的人成为朋友。放弃阅读学术著作，不再试图理解世界，理解人类，只想读小说，钻进最幽微复杂的人性里。

　　老公是北京户口的河南人，我是北京远郊的密云人，跟人介绍时，我们很少主动说自己是北京人，因为我们在胡同生活后，目之所及那些穿着成套加绒睡衣走来走去，和老黄狗一起晒太阳的大爷大妈，才是真正的北京人。他们有十里外也能辨认出来的北京话，喜欢吞音，热心肠又爱看不起人，关心、好奇都在明面儿上。

　　我们住的院子是大杂院，也是过了很久以后，在一个阳光特别耀眼的清晨，我站在狭窄的过道晾晒刚洗完的衣服，抬头向正房看去，突然脑海中出现了这个家原本的轮廓。这是个被自建房填满的巨大院子，我们租住的房子，在院子的正中央，我家隔壁、隔壁的隔壁，都是本不该存在的建筑。正房的主人是一家穆斯林，我突然明白了初次见面时那一家人眼中流露出的敌意，我们居住的，是原本仅属于他们的家。

　　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我和老公像刚毕业的小情侣一样，撑开塑料的简易衣柜，铺上便宜的地毯，用好看的布料盖住无法挪动的老式板柜。我试图像三毛装饰她撒哈拉的小屋一样充满新奇与喜悦，但正赶上倒春寒，屋里实在是过于阴冷了，我俩只能每天躺在电热毯上，像是两个烟鬼。由于这个胡同离我俩的单位都近了很多——这也是当初决定搬过来的原因，我们总是早早就到家。春分过后，日光不爱散去，下班在家的时间变得无比悠长，我俩的无所事事就更加显眼了。这些不应该属于三十多岁的空闲时间，被我俩无情地挥霍着，而一些严肃的话题，比如我滴答作响着倒计时的子宫，如寒冷一般压迫着我们。不过我们像躲避寒冷一样熟练地躲避着它们——生育、责任、负担，前进一步就可能让生活陷入泥沼，起码我们现在很快乐，就像电视剧里男女主角成功之前那样快乐，因为没有获得财富而相互依靠着，共同抵御苦寒。

　　后来天气渐暖，胡同生活也变得可爱起来。在二层午睡，偶尔会看到房顶有小猫跑过。夜晚窗沿下总有两只黄鼠狼制造噪音，我见过它们两次，瘦瘦小小的，像是松鼠。所以胡同里从没有老鼠，只是小飞虫清了又来。

　　胡同的人们都渴望外面干爽的风，但很少有房子通透，所以家家户户大敞着门。我不习惯敞着门，就把窗户都开开。屋里自带卫生间，也带了些下水道的气味，外墙跟隔壁紧紧挨着，所以窗户上都贴了磨砂的玻璃纸。十几平米的小小房间，二层低矮得只能放下床垫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很爱这里。

　　优点是显而易见的，核心区，骑车就到了，离西单也只有两站地，外卖的食物五花八门。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总爱在街道上散步，我把该洗的头发梳成丸子，他还穿着高中深蓝色的校服裤，在我看来，那种瞬间总是接近生活的实质。

　　可是冬天还是如往常那样降临了。家中没有暖气，取暖的设备全都靠电，空调、电暖器、电热毯，但仍然无法抵抗苦寒。冷啊，身处这样的环境，我们的意识就只剩下感知寒冷，脑筋不再转动，思维不再活跃，刷手机都无法带来快乐。于是，经过了几番纠结，我们还是决定搬到公婆的房子，忍受往返3小时的通勤，这样度过冬天。

　　电视还亮着，我关上微信的界面，熟练地打开那个绿色的软件。已经不需要设置限定了，首页已经推送了各种大抵符合要求的房子，300万左右，朝南小一居，最好在北边，最好进三环，最好离地铁不要太远，最好最好……

　　婆婆在洗脚，公公的房间是直播间嘈杂的声响，老公刚刚到家，脸被外面的冷风吹得通红。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突然感觉右脚背一阵酥麻，是垫在大腿下太久，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　　顺义的房子已经挂出去一个多月了，跟自如签的五年代管合同还没到期，违约金的事情还在谈。即便是楼市“小阳春”，看房者依然寥寥。“不然价格挂低一些？”老公说。“不能低。”我说，声音从高变低。

　　市场不管房子怎样好，事实是，过去被疯抢的房子，现在像没人要的烂白菜一样丢在各处，为了防止它们继续腐烂，房主只能不断降价，降价。

　　从好的方面看，我们可能也有办法换一套城里的房子。老破小没关系，地段要稍微核心一点，不然一旦工作变动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

　　无论如何，我俩已经打定了主意，重新建立起我们的小家。把我所有的书，大大方方填满一整面墙，把那些小摆件从阴暗的储物间拿出来，婚纱照、连同这么多年拍摄的照片，摆放在能晒到阳光的五斗柜，上面最好还有鲜花、香薰、装饰画。我收集了太多等待摆放的物品，美丽的，易碎的，需要精心照顾的。

　　或许我需要先有一个家，才能成为自己。我要从我的家中生长出根系，变得强大，它也会呼吸着，和我一起成长。我相信，当我见到它，我就能感到，那会是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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